秋天的黄昏，叶子铺得满地，厚厚一层美丽的金黄。空荡荡的枝桠映着清冷的天空，彩霞的颜色从错综的枝桠缝里透过来。小河的清水流着凉凉的声音。妈妈骑车载着华安往回家的路上，看见一道古旧斑驳的小木桥，横枕着悠悠的流水，心里有点凄凉，于是侧脸对华安说：“小桥——”“小桥——”安安用脆脆的声音回答。“流水——”“游水——”“人家——”“鸭鸭——”“古道——”“五道——”“西风——”“蜜蜂——”“瘦马——”“狗狗，妈妈(www.lz13.cn)你看，狗狗——”※※※脚踏车上两个影子，沿着小河渐行渐远

　　认识了“ㄅㄜ”之后，华安就认识了宇宙。每天早上，教堂的钟当当当敲个八九响，华安就跟妈妈出发，到一公里外的猫川幼儿园。不下雨的时候，妈妈推出黄色的脚踏车，安安的专用椅摆在后座，也是黄色的。一路上，两个人都很忙碌。是这样的，妈妈必须做导游，给安安介绍这个世界，安安是新来的。而妈妈漏掉的东西，安安得指出来，提醒她。短短一条普通的路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华安的妈妈摇摇头说，啊，那实在太多了，说不完哪！你瞧，天上，有一轮太阳，有一团团一块块的白云，有时候又是黑云，云的背面有蓝色的天空。喷射机

　　“阿婆，我要这一束！”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支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死婴那，这么憨馒！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

　　回屏东看母亲之前，家萱过边境来访。细致的她照例带了礼物。一个盒子上写着“极品燕窝”，我打开看一下，黑溜溜的一片，看不懂。只认得盛在瓷碗里头加了冰糖的白糊糊又香又甜的燕窝；这黑溜溜的原始燕窝──是液体加了羽毛、树枝吗？还真不认识。不过，家萱当然是送给母亲吃的，我不需操心。她又拿出一个圆筒，像是藏画的。一卷纸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摊开，她说：“我印得多了，想想也许你妈可以用。”海报大小的白纸，印着体积很大、油墨很浓的毛笔字，每一张都是两三行，内容大同小异：最亲爱的妈妈：我们深爱您。您的房子

　　这是他十六岁时离开的山沟沟里的家乡。“爱己”要他挑着两个箩筐到市场买菜，市场里刚好有人在招少年兵，他放下扁担就跟着走了。今天带他回来，刚好是七十年后。有两个人在门前挖井。一个人在地面上，接地面下那个人挖出来的泥土，泥土用一个辘轳拉上来，倾倒到一只竹畚箕里，两个满了，他就用扁担挑走。很重，他摇摇晃晃地走，肩头被扁担压出两条肉的深沟。地面下那个人，太深太黑了，看不见，只隐隐听见他咳嗽的声音，从井底传来。“缺水，”挑土的人气喘喘地说，“两个多月了。没水喝了。”“你们两个人，”你问，“一天挣

　　是的，我也有两个秘密账户，两本秘密存折。两个账户，都无法得知最终的累积或剩余总数，两本存折，记载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动，像高高悬在机场大厅的电动飞机时刻表，数字不停翻滚。我知道两件事: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增加，另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减少。数字一直在增加的存折，是我自己的；数字一直在减少的那一本，是别人给我的。于是有一天，我带着那本不断增加的存折去见一个头戴黑色斗篷看起来像魔术师的理财专家，请教他，怎样可以使我的这本存折更有价值。“价值？”桌子对面的他露出神秘的微笑，上身不动，忽然

　　我一般不太愿意在毕业典礼这么隆重的场合上演讲。原因之一，今天在座的人都不是为了听演讲而来的；方帽子拨穗才是真正的期盼，所以很容易对演讲者心生厌恶。原因之二，大学毕业典礼被认为是人生的重大时刻，一个演讲要背负这么超负荷的深刻意义，我觉得难以承受。原因之三，场合太严肃、太隆重了，我就会想起马克吐温遇到这种场合的做法──他会在最庄严肃穆的一刻，让一只脏兮兮的小土狗突然蹿上台来对着演讲的人汪汪叫，让他手足无措。但我还是决定来。不怎么严肃的理由是，你们将来都是医生，当我年老的时候，很可能有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18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

　　我与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合影，是1996年访问台湾时我姑母给我的。这张照片大约摄于我十二岁在南京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49年随她到了台湾。照片前左的中年人是我父亲。在大陆，我的家庭照片早已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一批批地暗中毁掉了。仅剩下一张我进劳改队都保存着的我父亲的单人相片，我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农场展开的第一天早晨，对我采取“突然袭击”，要把我再次关进“土牢”的时候，我乘看守不注意，从装我全部“财产”的一个破纸箱里抽出来偷偷地揣进衬衣，然后把它塞进一条水

　　“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上海许多“老建筑”在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开放。电视画面上那些“老建筑”前排起长队，游人络绎不绝；报道说市民们兴趣盎然，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延长免费参观时间，而物业管理者又出面说明，为了营业需要，很抱歉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云云。而我实在对这些兴趣不大，即使那些是我儿时经常出入的地方，有可缅怀的往事。今天进出那些“老建筑”居然要买票，是我儿时绝对想不到的。每当我在西北黄土高原回忆儿时的上海，只是一首歌曲，歌词的开始竟是“粪车”！就是这“粪